在百年變局的背景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我們認識國際傳播新變局提供了理論指南。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關于“世界交往”的論述把物質交往與精神交往并置，認為個人能否超越地方局限，取決于他所處的交往體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進一步斷言，資產階級開拓世界市場使物質與精神產品都成為世界性的，各民族的文學將匯聚為“世界的文學”。這些論斷把傳播史嵌入世界歷史的總體進程，提示今日“全球化”并非全新現象，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張的內在結果。
由此出發，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的“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原則，為理解社交媒體時代的全民傳播提供了指南：傳播既要堅持立場，又要回到人的全面解放這一終極目標；唯物辯證法則幫助我們破除“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對立”的二元對立，看到二者在更高形態上的“融合”與“競合”，以“全球，全民，全媒”的理念推動主流媒體國際傳播的系統性變革。
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理論指引，系統梳理近代以來中國國際傳播理念的發展歷程。梁啟超百年前關于“世界之報”的設想，體現出新聞學自誕生起就帶有世界關懷，毛澤東同志“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的論述，彰顯了國際傳播不僅要發出自身聲音，更要傳播廣大發展中國家人民訴求的國際主義立場。這與“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的要求在精神上相接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著力提高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召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國際輿論引導力”，并且要“推進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的全球化表達、區域化表達、分眾化表達”，為新時代國際傳播確立了實踐坐標。
在智能傳播的時代背景下，“數字華流”正升級為“數智華流”。中國AI大模型的低成本、高性能，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繞開傳統技術壁壘的現實路徑。技術賦能的意義不僅在于內容生產效率的提升，更在于為“全球南方”爭取話語權提供基礎設施。與此相應，2025年英國發布的全球軟實力指數顯示，中國總體排名升至第二，其中，“可信度”“友好度”“慷慨度”等人格化指標上升幅度最大，這說明世界對中華文化的接受正在從器物層面向情感價值層面深化。
“南方轉向”與“人際轉向”是當前國際傳播實踐與理論發展的兩個重要趨勢。傳統國際傳播理論建立在“東西對抗、南北發展”的二元框架之上，而“南方轉向”要求反思西方中心主義，超越簡單粗暴的“全球－地方”二分法，以“一個世界、多種聲音”為前提，在報道戰爭、貧困、氣候等議題時提供替代性敘事。拉美、非洲、南亞的若干媒體已著手“再框架化”新聞生產，以建設性、發展性的視角取代西方商業化媒體的沖突式框架。中國在此進程中既需用自身經驗幫助南方國家發現共同議題與共享價值，也要警惕西方把中國排除出“南方”陣營、將其援助與合作解讀為“模式輸出”的輿論陷阱，通過多渠道、立體式格局展開協商對話。
在人工智能時代，“誰來講”比“講什么”更為關鍵。算法可以生成文本、圖像，卻生成不了信任，信任只能建立在人與人的持續互動之上。未來國際傳播的核心資源是“人脈”與“人氣”。中國故事的全球表達，需要讓外籍創作者以“我”的視角參與內容生產，通過攝影、短視頻、音樂等多模態形式，在科技、美食、旅行等日常議題中呈現真實、可親的中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廣交朋友、團結和爭取大多數，不斷擴大知華友華的國際輿論朋友圈。中央媒體、地方機構與社交平臺也正在嘗試“一起看中國”“中國故事共創會”等人際傳播實踐，在共享經驗中建立共同感知與共同感情。簽證、航班、支付、通關等制度細節的優化，使“人到人”的傳播成為可能，國際游客、留學生、外籍創作者成為新的敘事主體。人際交流、社群互動等新興國際傳播實踐正在突破傳統的框架，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
我們要重視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對新聞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以及國際傳播知識生產與實踐發展的引領作用，意識到AI賦能國際傳播的多樣化可能，把握“南方轉向”和“人際轉向”趨勢，共建全球文明共榮社區，打造數智華流傳播矩陣，引領全球數智治理，充分延展國際傳播的理論洞察力和實踐生命力。
（本文據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黨委書記史安斌2025年9月29日在上海召開的媒體社會責任暨第六屆全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論壇上的發言整理）